周濂老师一上来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在一个停车场剐了别人的车，刚好没有人看到，并且这个停车场没有监控，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你会把你的电话留给被剐的车主吗？

周濂老师很诚恳：他被别人剐过好几次，没有一次是别人给他留下了电话。他剐过别人三次车，只留过一次电话，另外两次大概是天气不太好或者什么的影响的他心情也不太好，所以都没有留。话说到这里在座的同学哄堂大笑。等大家笑完，他继续问到：“在刚才假定的情境中，你们谁会主动留下自己的电话？”我举手了，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会留下我的电话。周濂老师给我的反应让我很不爽，他摆摆手略带轻蔑的笑道：“你对自己太乐观了。”我站起来反驳：“我觉得肯定会留下，因为我觉得如果就那么一走了之我会无法心安理得。”“难道说是良心上的不安吗？你的良心还没那么脆弱。”老师的回答更直接，令我一时语塞。于是我感觉更不爽了：我与你素昧平生，你凭什么给我的为人处事下一个如此武断的结论？老师接着展开了他的话题——如果作恶不会受到惩罚，那么，还要不要做一个道德的人？

5月25日，周濂老师把这整场讲座演绎的极为精彩，将道德哲学的主题讲解的淋漓尽致。讲座结束之后的提问环节，我迫不及待的继续跟老师探讨刚才的话题。我说：“假设所有剐过你车的人都给你留下了电话，那么这样是不是至少会提高你在剐了别人的车之后留下自己电话的概率？”老师的眼睛亮了一下说到：“那是当然。”我继续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要留下电话的原因，我觉得我必须要终止这种恶性循环。”老师笑道：“你的意思是有点像那歌里唱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他话还没说完又激起同学们一片笑声。

我觉得这不是我期待中的回应。我清楚我所描述的是怎样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天真想法，不需要别人在我面前装现实主义的大尾巴狼。

没有人能独立于这个社会而存在，如果你承认自己离不开这个社会，那么你就应该去承担你该有的社会责任。特别是大学生们，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应该动不动就对别人掏出来自己的良心：“看，它还在”！更多的时候，约束你的应该是上苍赋予你的良知。毕竟，人不能只搂着道德的底线过日子。

一个人没有触及底线就能让整个社会聊以慰藉，结果区区底线反而成为追求，真是一种让人咂嘴苦笑的悲哀。我信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当你读了更多的书，明白了比别人更多的道理，你就要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主动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你不相信你做的事情有上帝在看着，至少你要让自己的良知成为信仰，让你惨痛缩手的理由怎么可以只是高悬头顶的监控探头？

所以我一定要留下我的电话。对于社会公德，我毫无惧色的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一个人的力量，但我也渴望一群人的力量。就算已经有太多的人捧起来一本厚黑学，并奉若珍宝，但一定还有人像我一样愿意就这么薄着脸皮“脆弱”的活着的人。（新青年论坛  孟子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