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8年的扩内需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已远远无法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求和国防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快速飞跃。走出金融危机的中国又该怎样推进经济快速转型和跨越发展呢？6月1日省内名师郭卫东教授来到我校，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角度将世界、中国、山西三者合一，重新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阻滞与前景。

郭卫东教授从城市化含义的人口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谈起。至今2.6亿的流动人口使得52%的城市化率变得只有35%，而影响2.6亿流动人口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户籍制度。1958年前自由迁徙期使得人口流动便利，形成“自由”的城市与农村人，而这时的城市化率也是最低的；58至78年严格控制时期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农转城”和城市化率提高的最大阻碍，更加使城乡二元结构“根深蒂固”但不得不提的是，这段时期的城市化率是最为真实的。

而78年至今，半开放的户籍制度将我国的城市化率提至53%，2.6亿流动人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正是这2.6亿让我们认定现在53%的城市化率是伪城市化率。然而户籍制度是否应继续下去：一方面，改革会触及城市的既得利益者和本城市的城市化率。举例而言：北大清华的北京人口所占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省份，地方学校的保护制度正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行政过多干预也使得城市化与工业化无法相互促进。我认为：一、户籍制度改革应以市场经济的调节和吸引为主，行政干预为辅；二、在促进城市化率的基础下大力发展城镇化；三、利用行政手段改变城市保护主义的出现。只有这样才能总体提高城市化率，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合理改造城市结构，改变城市发展的粗放模式。

    对于山西城镇化的发展应如何与城市化相匹配，相互发展。无论是重工业（煤）的继续发展还是房地产极热的出现，都可在相当一段时期促进城镇化甚至是城市化的发展，也可为政府提供财政和经济效益。

但是这远远无法遮蔽其缺点，从煤炭业来看：山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和炼钢基地，重工业的高速发展虽然使得GDP得以提高。但也使得环境质量不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下滑，而山西的城市化率在全国也只能排在倒数几位；从房地产来看：房地产原本是为人民提供住房，改善居住条件的支柱产业，但由于缺少政府“有力”调控，房价的不断攀升使得大多数人望“房”兴叹。然而这样的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最终将“扭转”经济发展。我认为应做以下几点改变：其一依旧以重工业为主（因为山西缺少绿色的核心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功能，提高产业质量，改善环境，走新型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其二，政府大力调控房价，不得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应政府主持新建廉租房和保障性住房的大力供应；其三，从城市化和城镇化角度，坚持大中小城市的协调（以省会太原为中心城市，将周围城市包括进来形成都市圈）带动小城镇的发展。

通过郭卫东教授的讲座，我们知道了区域经济不仅是城市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更是一个国家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青年论坛  陈宇宏/文   王江峰/图)